韓國洗滌標誌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評價、門市、特惠價和推薦等優惠

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

為了解決韓國洗滌標誌的問題，作者曾世豪 這樣論述：

本論文《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係以異域書寫為核心，有別於過去聚焦於長城或四裔，展現明清以降的海洋視野，並以日本（倭）形象探究「內／外」、「我／他」、「新／舊」交纏之敘事特色。日本在明清兩朝皆曾成為中國沿海的勍敵，其中包括「嘉靖大倭寇」、「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乙未戰爭」，皆催生了相關的小說創作。過去在研究相關議題時，多趨於斷裂式的考察，但筆者認為由明至清，日本作為「倭寇」形象之特色是深入人心的，舉例而言，晚清李鴻章曾如此向朝廷宣說防範日本之必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雖然作為自強運動之領袖，對於涉外事務亦有一定之認識，但是李鴻章仍以明朝倭寇的破壞來比擬現代化之日本，可見時

人的倭患記憶貫串明清兩朝。 本論文即以此議題出發，以歷時性方式討論明清小說的日本記憶，發現到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關注。第二章處理「嘉靖大倭寇」相關小說中的「烽火」與「離亂」。在早期文本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多傾向於使用抗倭將領及其幕僚之見聞，敘事上較為樸實，有「補史」的時事意義；但由於平倭名將胡宗憲與權臣嚴嵩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係，也有被視為反派的情況，如《綠野仙踪》、《玉蟾記》等，相對地「嘉靖大倭寇」中佔據領導主體的中國人盜魁徐海、王直等人（假倭），也退居二線，由日本人（真倭）擔任領導，可謂模糊史實。另一方面，包括《雪月梅》、〈楊八老越國奇逢〉等，則敘述了中國人作為

「奸細／俘虜」的雙重身份。 論文第三章以「王翠翹故事」和世情小說為主。「嘉靖大倭寇」中還有為國捐「軀」的女諜粉墨登場，那就是以「公私兼盡」而作為型世楷模的「王翠翹故事」，從傳奇體、擬話本體到章回體，訴說著官方話語以外的集體記憶，也強化了性別「邊緣」對於道德「中心」的板塊擠壓，其關注亦為嚴肅。然而，隨著傷痛的遠去，「倭患」成為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娛樂資本，包括〈風月相思〉、《玉樓春》、《雪月梅》、《綺樓重夢》、《玉蟾記》、《繡球緣》以及《玉燕姻緣全傳》，在兒女、英雄的小說類型整併下，強化了才子「文武全才」的不俗身手，平倭成為取代科考以外的功勛，可見小說家不拘史實的想像力拓展。 第四章則討

論「萬曆朝鮮戰爭」下，沿海編氓視「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促成了神魔化的敘事傾向，有跨海擊殺敵酋的情節產生，代表作品以〈斬蛟記〉、《野叟曝言》為主，豐臣秀吉不僅被想像為中國出身的孽龍，同時帶有異端之傾向，渡海之戰映射著一場「宗教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治「非常」之物亦須有「非常」的方法，翻江倒海的鬥法於焉成為抗倭戰爭中的熱點，包括《升仙傳》、《玉蟾記》、《雪月梅》等作，出現了劍仙、玄女、黃石公，然其由「殺」到「生」的慈悲之念，則又反面訴說著中國面對倭患的「望洋興嘆」。 第五章析論甲午戰前的清代小說，以遺民之思及殖民帝國的登場為主題。明清鼎革，明遺民基於對「倭患」的痛惡及對「日本乞師」的不

信任（此三桂之續也），有反寫乞師者為奸佞的文本，如《女仙外史》、《水滸後傳》，乞師者由效秦庭之哭的孤臣，變成「燕藩」及「奸臣」，小說家以「妖婦」、「賊寇」的反反者不為反，控訴滿清入關的不正當性。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的歐洲列強，也在海防經驗的因襲之下被寫成「逆倭」，象徵著中國人面對時代變遷的遲鈍，代表作品為《花月痕》，書中「逆倭」與「太平天國」及西北回亂的勾結關係，不啻為清朝版本的「北虜南倭」。 第六章介紹乙未戰爭相關小說。甲午一役由於大陸戰場乏善可陳，反而是臺灣在劉永福坐鎮之下，拖延住了日軍的接收行動，鼓舞中國大陸人民，有「劉永福」系列小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劉大將軍

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及《臺灣巾幗英雄傳》的誕生，寫出了「滅倭必矣」的樂觀想像，可謂時事小說之異調。而特別的是，《臺灣巾幗英雄傳》由孤臣遺孀克紹夫志，延續著臺島對抗倭寇的堅決意志，映襯的是淮軍「和倭」的妾婦之容，小說家在「邊疆」、「女性」、「布衣」等不同身份上尋求重振中華乾綱的秘訣，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置，再度出現充滿張力的辯證。 最後是第七章，甲午戰爭相關小說的理性檢討。早在甲午戰後不久，書坊主即重新刊刻《蜃樓外史》，該書實作於牡丹社事件前後，以嚴嵩、趙文華勾結島夷故事，影射李鴻章父子對日的卑躬屈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再度問世，其諷刺易味不言可喻，卻非直指核心的檢討。在經過

時間沉澱以後，小說家方能理性反省中國何以戰敗，日本如何強盛？代表作品為《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透過「中」、「東」的並置，標誌著中國由「天下」到「萬國」的醒覺，至此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亦劃下句點。綜合來看，由明至清，「倭患書寫」之相關敘事，除了輻射出海洋視野的社會學材料外，更能映照著不同階段的小說發展，並帶給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省思。

鐵路局臺北機廠鐵道檢修產業之技工職場生活史

為了解決韓國洗滌標誌的問題，作者游惠婷 這樣論述：

1935（昭和10）年啟用的台北松山鐵道工場為日人引進當時期最先進的鐵道維修技術流程與設備，為因應當時期完善的鐵道維修產業之體制──維修與生產技術、機械設備、人員訓練養成、福利設施等，將生產維修工作與休閒生活福利結合，以符合工業村概念之設計。臺北松山鐵道工場至現在的台灣鐵路管理局台北機廠，歷經蒸汽動力車時期、柴電動力車時期、電氣動力車時期，見證台灣鐵路產業運輸動力技術維修發展的演進。2012年臺北機廠已開始進行遷廠作業，儘管目前已有其鐵道文化資產基礎研究，但對於經過規劃的車輛檢修流程、或從業人員的工作情形等，這些呈現於臺北機廠的檢修場域中的無形文化價值，仍缺乏詳細的探討與紀錄。故在面臨遷廠之

際，本研究試圖透過檔案文獻的考證、現場的田野調查，以及現職第一線維修人員與退休人員的口述歷史，釐清臺北機廠的發展脈絡，耙梳其鐵道檢修體系與職工工作生活的歷史與記憶，作為另一個層面檢視臺北機廠鐵道產業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依據。研究內容主要如下：1. 釐清臺北機廠行政管理制度與整體配置之歷史脈絡。2. 建構鐵道檢修產業職工與技術養成人員的日常生活文化。3. 探討臺北機廠車輛檢修作業、人員到工作場域三者間的影響下之鐵道產業的價值，及後續研究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