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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加地區黃喉貂與黃鼠狼的親屬關係

為了解決sable黑貂的問題，作者王詩婷 這樣論述：

貂科動物在生態系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相較於其他食肉目物種卻甚少研究關注。台灣高山地區常見兩種貂科動物，黃喉貂(Martes flavigula)與黃鼠狼(Mustela sibirica)。文獻與觀察顯示黃喉貂有群體狩獵行為，基於親擇假說，黃喉貂群居應由有親緣關係的個體組成。過往調查多利用傳統捕捉方法，但貂科物種隱蔽特性以及可能造成黃喉貂個體受傷，因此本研究利用非侵入性調查方式進行以下三個問題的探討：1.塔塔加地區排遺所呈現黃喉貂與黃鼠狼的數量。2.黃喉貂與黃鼠狼個體間的親屬關係。3.兩物種的性別空間親屬結構的分析。本研究開發出13個黃喉貂微隨體基因座，其中6個可使用之基因座平均對偶基因數

為2.5，對偶基因多樣性偏低表示過去黃喉貂族群可能有近親交配或是瓶頸效應等事件發生。2011年4月至2012年12月於塔塔加地區採集417個排遺，其中242個排遺利用粒線體DNA細胞色素b(cytochrome b)鑑種成功，186個排遺屬於黃鼠狼、53個屬於黃喉貂、3個屬於小黃鼠狼(Mustela nivalis)。黃鼠狼排遺共辨識出38個不同個體，23個為雄性，15個為雌性，族群密度為7.50隻/km2。黃喉貂有12個不同個體，7個為雄性，5個為雌性，族群密度為0.92隻/km2。兩物種種內雌雄間的遺傳相似度沒有顯著差異，雄-雄和雌-雌個體間的地理距離和遺傳相似度皆沒有相關性。本研究顯示黃

喉貂與黃鼠狼沒有雌性空間親屬社會結構的產生，表示擴散可能無性別差異。親屬關係的分析顯示當地黃鼠狼有7組親子關係配對，多數個體間沒有血緣關係。黃喉貂則有一組親子對的活動位置接近。另外有一對沒有血緣關係的雌雄個體活動位點接近，且出現時間一致。因此本研究推測黃喉貂的群聚可能是由父母及其子代組成。

清代宣統年間東三省鼠疫防治研究

為了解決sable黑貂的問題，作者彭偉皓 這樣論述：

本文以「清代宣統年間東三省鼠疫防治研究」作為研究主題，主要以《軍機處檔冊－收發電檔》作為鼠疫防治的一手史料，並藉著東三省鼠疫的重大議題，延伸去探討政策、風土民情、生態、外交、防疫措施等細部問題，茲將分述於下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 以清末宣統年間（1910－1911）東三省爆發鼠疫為背景，探究鼠疫發生的起因、過程及初期的困境，以及在關注疾病史的同時，也關切「疾病」與「生態」兩者之間的問題。另針對「封禁政策」與「移民實邊」兩項前後期重要政策，與少數民族「捕貂」和「貢貂」作連結，藉以追溯東三省鼠疫爆發的遠因。 第二部分 討論東三省鼠疫之初，清廷無法立即應對的窘境，並針對廣州、香港等南方省份由境外

轉入的腺鼠疫，與東三省之肺鼠疫作一比較。同時也探討東三省發生鼠疫初期問題，如防治系統的紊亂、中西醫欠缺互信、缺乏有效管制人口流動的措施以及中俄之間為東三省鼠疫產生的爭端等問題。 第三部分 討論清廷為東三省鼠疫尋求解決之道，而防疫成敗的最大關鍵在於選擇防疫人才，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推薦伍連德，前往哈爾濱防疫改變了防疫紊亂及落後的情形，亦探討到伍連德在防疫初期受到人事紛爭的過程，以及在各項防疫政策頒布實行時，所遇到的官民的反對與經費困窘的狀態。 第四部分 此部分討論死亡人數統計的問題，由於官方與民間統計的差異，造成統計上的難處，另外人民私自就土掩埋病屍的情形，除造成傳染外，也是官方無法統計

的漏洞。伍連德為使就地掩埋造成的傳染的嚴重問題獲得解決，決定以火葬政策杜絕傳染，初期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保守派反對，但後因清廷的支持與火葬效果卓著，使得火葬得以順利施行，並探討參與東三省鼠疫防疫人員的撫卹與增加待遇問題。 第五部分 萬國防疫會是清廷首次召開的國際級醫療會議，基於想盡快解除東三省鼠疫蔓延的問題，因而廣召世界各國著名的醫官前往中國盛京（瀋陽）開會，藉著會議討論，以釐清中國官方在防治鼠疫的知識不足，以及提供防治鼠疫的新觀念與新的防治技術，此次的防疫會議對於中國近代醫學啟蒙也有深遠的影響。另外清廷對於防疫有功者與怠忽防疫重責之人，均有不同的獎敘或懲處，伍連德由於防疫功績卓著，所受的獎

勵自是冠於所有防疫人員，除此之外清廷對於外籍人士的獎賞亦視貢獻程度的不同，也給予相當的感謝與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