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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注(上下)（三版）

為了解決鼐注音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清初文人學士反對明末提倡性靈的公安派、竟陵派，認為文章應講求經世致用，宣揚孔孟道統。方苞主張為文應有義法，義，指言之有物（內容），法，指言之有序（形式）。劉大櫆將方苞的理論擴而充之，提出神氣說，認為「義理、書卷、經濟」是文章的材料和內容，「神、氣、音節」是作家之能事，不可偏廢。姚鼐則融會方氏與劉氏的意見，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神、理、氣、味與格、律、聲、色統一，此即桐城派古文的風範，也是姚鼐編《古文辭類纂》的選文標準。姚氏自先秦屈原、宋玉至清代方苞、劉大櫆，精選六十四位作家的作品約七百篇，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種文類，

書成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慶時康紹庸刊刻初稿本。   　　光緒年間，王先謙認為古文乃文章正宗，是學術盛衰升降之源，因此依據姚鼐的選文標準，再選乾隆至咸豐年間三十八位作家的四百五十篇文章，使後世學者可以觀覽當時著作。其中既有桐城派作家的作品，也包含了源出於桐城的陽湖、湘鄉二派作家的文章，既兼顧義理、辭章、考據，也符合陰陽剛柔相生相濟的審美情趣。從今日觀之，王氏《續古文辭類纂》不僅保存了乾嘉道咸年間的文章，更是桐城派極盛時期的作家作品總集。楊家駱認為，由本局編輯部加上反切注音與釋義的《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注》，與《清文匯》相輔相成，前者可供精讀，後者可資博覽。對於清代學術研究者，或是散文（古文

）專家，本書都具有豐富的研究與收藏價值。 編者簡介   王先謙   　　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治學著重考據、校勘，在經學、史學、文字訓詁方面皆斐然有成。王闓運評其「續編《古文辭類纂》差足以肩惜抱（姚鼐）」，其《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堪稱《漢書》與《後漢書》注釋的最高成就。王氏著作宏富，遍及經史子集，蔚然可觀，上述以外，有《新舊唐書合注》、《十朝東華錄》、《水經注合箋》、《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尚書孔傳參正》、《續皇清經解》、《釋名疏證補》等，詩文著作則有《虛受堂文集十六卷》和《虛受堂詩存十六卷》。

出土文獻與《尚書》校讀

為了解決鼐注音的問題，作者趙朝陽 這樣論述：

　　本書為《尚書》（今文部分）「新證」成果的纂集，旨在儘可能呈現此經最新的研究面貌。全書共分為正文和附錄兩部分，正文中主要匯錄最近數十年來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尚書》的成果，並稍加考辨、間出己意；附錄則吸收古今學者新舊各說重新編製《尚書》文本，且略施注釋，期於體現最佳研究成果，方便學者使用。文中挂漏踳駁之處，敬希賜正。

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

為了解決鼐注音的問題，作者許嘉瑋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為題，觀察經學養成下的清代知識分子，如何以精緻細膩的詞體，傳遞生命際遇的各種情感與展現之精神面貌；並爬梳詞話與序跋、論詞詩詞等資料，探研渠等反思自身如何與群體、社會連結的諸多論述。清代被稱為經學、詞學的復興時期，自知識階層身上可看出兩者之融攝交會，故筆者以此為切入角度，冀能勾勒出另一條脈絡，為當代詞學研究提出另類思考。全文析為上、下兩編。以〈緒論〉概括問題意識之提出、前人研究成果之評述，同時針對研究方法與範圍、章節架構進行說明。正文更分為七章，茲簡陳探論結果如下：　　其一，〈經世——清代詞壇的思想背景與時代精神〉，從社會發展及學術史的角度觀察清代知識階層的

心態與行為，得知當時的思想背景隨時局發展，側重點逐漸從「中央」轉至「地方」，倫理秩序上也逐漸以「親親」取代「尊尊」，故清代詞學也呈現出濃厚的地域特色和強調親族、群體內聚力的發展趨勢。　　其二，〈徵實──清代詞學批評方法中的「考據」與「知人」原則〉，主要分析清代如何在盛行的考據學風，以及先秦以降強調「知人」的普遍心態下，對作品是否真實展開討論。本文發現在看似客觀的辯證過程中，往往帶有讀者對作者生平理解的預判，同時投射自我在當下環境的遭遇。　　其三，〈致用——經學觀點與清代詞學的「道器」論與「正變」說〉，援引清代《易》學「氣化流行」的理論基礎，論證詞體地位與優劣評價牽涉典範（正）與變體的關係。道器

相互依存，正變也無法獨立存在：若無時代先後、體製源流、風格差異與具備代表性的詞人詞作，便無法辨別彼此的界線。「正」未必周延，「變」亦非斷裂，毋需以此抑彼。看似對立的兩造說法，其實只是論者面對各自關心的現實，提出因應的說法。　　其四，〈重意——詞學詮釋的建構與「言意」、「連類」之關係〉，將比興說放回《易》學和《春秋》學對言、象、意關係的討論框架，檢視物象在語言文字（作品）與內心情志（作者）間扮演的角色。以張惠言為例，後人批評他深文羅織，無疑刻意強調物象與現實的比附關係，忽略他行文語氣地保留。實際上，張惠言之貢獻並非提出嚴密完備的理論體系，而是憑藉類應觀念及感官鋪敘，讓物象擁有更豐富的聯想空間。同

時必須指出的是，張惠言與常派後勁周濟、譚獻等人同樣站在讀者立場進行詮釋。　　其五，〈中和──詞學規範背後的「性情」與「禮義」論述〉，係在樂教傳統下，說明身心與家國的理想狀態是身體－文體－國體的和諧。當官方體系有意無意介入情感表達，遂使本來由內而外自然流露，並與整體時代環境、個人生命相呼應的情感，反而被侷限在統治者中正和平的標準內。於此同時，復古、重格律也成為知識階層自我規範的一種外顯形式。　　其六，〈崇雅──詞人際遇與創作時展現的「怨怒」與「言志」觀〉所討論的情感表現，則聚焦在面對不平困頓時，知識階層如何在精神層次與道德修養兩部分自我調適。先討論表達怨怒的發憤著書傳統和詞學之關係，接著以小影小

像及填詞校詞圖題詠為中心，透過他者眼光和自我形象的塑造，描摹知識階層如何重新發現自我主體。同時思索當學而優則仕之路斷絕，是否還有其他管道能寬慰自我，並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　　其七，〈善諷──譎諫褒貶的經學傳統與反映現實的詞史書寫〉，旨在說明知識階層面對充滿壓迫的現實與生命重大的變局時，如何以賦筆鋪排和比興感發的書寫方式，嘗試在失序的倫理關係中勾勒出當下處境。此外，梳理「詞史」觀念在清代的發展，辯證並非只有政教上的諷諭和具體指陳歷史事件之作才能稱為「詞史」。從個人認知的角度闡發感性主體眼中的心靈史、社會史，文字多半不夠客觀，甚至只是白描自身所承擔的苦難，卻往往能夠展現出比現實更加清晰、動人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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