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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22

為了解決蘆洲律師事務所的問題，作者華品文化 這樣論述：

　　本書精選各行各業的獨特人物故事做介紹 　　交織著無數創業家獨一無二創業夢 　　從創業的機緣及品牌的故事，不僅僅讓你我感動 　　同時見證了台灣到海外，各處堅毅動人的築夢力量 　　特別收錄：品牌核心價值、經營者理念

前進D.C.：國會外交的開拓者王能祥八十回憶暨台灣前途文集

為了解決蘆洲律師事務所的問題，作者王能祥、張文隆 這樣論述：

　　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王能祥」是一個可敬的名字。他由鄉下小鎮出走，一路北上進入全台最高學府，接著乘著西風的吹撫跨洋留美，成為最頂尖的華府會計師。但物質環境的提升與外在成就的滿足，並沒有因此使他前進的步伐停駐，他有更宏大的志願──效法猶太人「浪跡天涯，根留母國」的精神，縱身海外台灣人的民主運動！ 　　他數十年如一日，苦心經營與美國聯邦政府行政及立法部門的關係，並積極與柯林頓總統建立溝通管道，終為台灣的未來尋獲一條融入世界的康莊大道。他一路走來的行跡，恰似台灣人近五十年來走出台灣、走進世界的寫照；他為民主犧牲了家庭、友誼、個人生活，也是許多為台灣民主奮鬥的人們共同流淌的血淚。本書是寫王能祥

的故事，同時也是在為台灣的民主寫故事。 　　書後更附有王能祥累積數十年的心血之作《台灣前途文集》一輯，讀者可藉由作者鞭辟入裡的主張理論，了解台灣民主運動的一頁頁歷史與深沉內涵。 作者簡介 王能祥 　　於1933年出生於台灣高雄一個基督教家庭。小學讀到三年級時突然被退學。三年後（1946年）以同等學歷考取高雄商業學校，翌年發生228事件，他參與其中，並深深影響他的一生。從大學到赴美進修（1965年），乃至到華府（1972年），他都將台灣前途看成是人生的第一順位。1977年到1985年擔任郭雨新先生首席助理，從事台灣民主運動。其成就包括召開三次國會聽證會以及與柯林頓總統建立溝通管道。王先生因從事台

灣民主運動，導致第一段美滿家庭離散。1980年他再婚，並自1984年起迄今，於華府開設會計師事務所。膝下育有二子一女。 張文隆 　　1968年生於宜蘭。自幼即受同鄉前輩郭雨新先生影響，高中時期開始從事學生運動，1993年擔任師大校務會議研究生代表，1994年完成不見容於主流學界的碩士論文─〈郭雨新與戰後台灣黨外民主運動〉。海軍服役期間，再完成《台灣人教師的時代經驗》。1997年起在三重、蘆洲地區的三民高中，透過反思歷史、針砭時弊，啟蒙眾多青年學子。另一方面繼續文化傳承工作，保留可觀的心靈資產，代表著作為《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公務員瀆職之刑法問題研究—以賄賂罪及廢職釀災罪為中心

為了解決蘆洲律師事務所的問題，作者林朝雲 這樣論述：

由於公務員瀆職罪範圍極廣，基於「收受賄賂」佔「瀆職罪」大宗，而「賄賂罪」為其核心。而「廢職釀災罪」，不僅侵犯國家權力尚且影響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其與「賄賂罪」亦有連動性，這項罪名為台灣所獨有。然而，相關文獻並不多，故作者一併討論之。就賄賂罪方面作者聚焦於「法定職務權限說」與「實質影響力說」的爭議。細繹近幾年判決已將「法定職務權限」定義為包含長官的具體指示的行政命令在內。由此可見，所謂的「法定職務權限」只不過是名存實亡。基於以上的觀點，就「法定職務權限說」與「實質影響力說」之論爭而言，我支持「職務密切關聯」行為理論下的「實質影響力說」的觀點。因為，屬於職務權限範圍內的職務行為，不應侷限於

法令上明文所依據者，近來實務判決及部分學說業已接納日本學說及實務的看法，認定賄賂罪的職務範圍。它包含本來固有之與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因行政慣例、習慣上所衍生公認為其所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即使不採「實質影響力說」，參酌德國法上的「功能關聯性理論」，職務行為認定也不以抽象法規範者為限。「法定職務權限說」批評「實質影響力說」的主要論據就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然而，「罪刑法定原則」原則之「法」，係指犯罪與刑罰均須法律明文規定，指的是「刑事實體法」，刑法若要修正，也必須由國會為之，不得單方面以行政機關的法規或命令而改變。它指的是立法機關依法律形式所制定的狹義法律，也就是成文法，

故不包含習慣法在內。然而，「法定職務權限」所謂之「法」是刑法上公務員身分的成立要件，可能是憲法、行政法規或其他程序法。例如，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第231條所規定的警察、憲兵之犯罪偵查職務權限。由此可見，兩者不可全然且直接地劃上等號，混為一談。否則，這樣的思考邏輯就是過於跳耀。再者，賄賂罪的職務上行為亦未要求限於法律所規定者。就事物本質而言，實現「職務」目的所必要的行為本來就是多樣且非定型性的，而這些的行為在實質上也可以認為屬於職務權限。惟，即使這樣理解，也很難完整描繪屬於公務員職務權限的職務行為。基於以上的論點，有必要承認「職務密切關聯性」也屬於職務行為的一種型態，如果對其進行賄賂，就應該肯

定賄賂罪的成立。法官在賄賂罪的部分個案，採取「實質影響力說」，我認為主要還是因為高階事務官或政治人物，其「職務」的範圍「難以具體特定」所致。這些高階公務員並沒有「具體特定」的法定職務權限。此等公務員應以其實際上的管轄權限，為其職務上的行為。公務員很清楚自己實際上能夠管轄的範圍為何，也應該知道收受不正利益可能構成賄賂罪，沒有刑事處罰不可預測性的問題。惟即使採取「實質影響力說」理論，依照實務的發展脈絡，我認為亦不致無限擴張。觀察自2010年以來有關「實質影響力」判決的見解，都有「公務性徵」這個共通性，如果加上這個要件作限縮，很多私人情誼性質的影響力運用或利用其地位都會被排除。至於，在「廢職釀災罪」

方面，有鑒於現行刑法第130條之規定，只罰故意犯的情形下，即使定位為危險故意，失職的公務員仍然易於過失為由，作為搪塞，導致本條每無適用餘地，形同虛設。然而罰及過失，又怕對公務員輕微過失以刑法究責，過於嚴苛。折衷之道，不妨參酌德、日及美國等先進國家刑法有關重大過失為處罰前提的條文，增訂「重大過失」的刑罰規定，符合世界潮流趨勢。所謂的「重大過失」，係指「輕率」地違反高於一般人所應注意的程度此外，基於「收受賄賂因而違背職務」亦應當算是一種「廢弛職務」，因而本文建議，應設計一條賄賂罪與「廢職釀災」罪之結合犯，以防止檢察官僅起訴較重的賄賂罪，而忽略不同面向保護的廢職釀災的可能性。